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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知安也点头说：“此乃不得已之选择，然不得不选。”
接下来，就依着记忆里的程序走，不适合的程序也要及时修改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么，时代不同，就不能完全照抄着来。
徐知安不时的提出疑惑，然后两人商议着最佳解决方法，再记录下来。
然后是旱灾的应对方案，最好的应对旱灾的方法当然是挖渠储水，或是打井，然这个，玲珑只能写下来却不知道朝廷会不会采用。然后就是种些耐旱的庄稼，最好将土豆推广开来，而且土豆不止耐旱，它还不怕蝗灾侵袭，还有别的根茎作物，多种植这些能在闹蝗时，保存住一部分粮食，不至颗粒无收。
但这个，也在短时间内实现不了，因为土豆大面积的推广种植还需要几年时间。
还有一个有效防止蝗虫成灾的办法是，将可能藏有蝗虫卵的地方，深耕细耙，破坏掉它的孵化环境。起蝗后，灭蝗的办法也多，但在这里，要么用火烧，要么，人为的捕捉消灭，要么，依靠鸟雀的捕捉消灭，再没别的更有效的办法了。
越写，玲珑的信心就越往下跌，因为无论哪一种办法，都得依赖于朝廷的支持与作为才有成效，只靠农民自己，他们怕是没办法做的。
一个是劳动力不足，一个是生产工具落后，还有，地方官府许是不会全力支持。这里涉及的统筹管理及输入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，种种环节制约下来，这些办法的完全可行性，很难预判出来。
不得已，玲珑将后来才现的“以工代赈”提了出来
写了好多条，两人逐条的进行辨证，修改又修改，最后被徐知安誊抄在折子上时，已是半夜。下午晚也没吃，当时正是要紧关头，两人都没心思吃饭，然后就忙到半夜。
肚子都饿的咕咕叫了。
屋里放了一碟子绿豆饼，两人就着冷茶吃了几口，又略略的擦洗了一下，迫不及待的爬上炕，头一歪就睡了。这一天，可累的够呛，感觉脑壳都木了。
……
徐知安的《赈灾策》一陈上去，大学士们就拍手叫好，然而到了内阁那里，却遇了难题，究其原因，还是实施的难度太大，过程又繁杂，若无个实干事的人做主持，这策略就施不下去，还有可能会将好事做成坏事。但完全不用的话，又觉甚为可惜，这样好的策略，若束之高阁，谁人忍心呢？
那怎么办？
挑捡着用。
当前最要紧的事是什么？往两个重灾地方运送赈灾粮，再怎么样，也不能让灾区饥民全都饿死不是？以前赈灾，就是给饥民一口饭吃，别让他们闹起民乱，余下的事，就无暇顾及了。因为，灾难年年都有，东边刚平西边又起，一出接着一出，朝廷也抽不出更多精力来了，只能选择一项最简单粗暴但有效的办法来——免税，赈粮。
江南地区年年有洪涝，广州福建又常闹海啸，关中汉中年年干旱，中原一带是一年涝一年旱间隔着来，京蓟辽地方在冬天又时常有雪灾，一茬接着一茬，整个朝廷被这些灾难弄的疲惫不已，没办法仔细着来，只能是哪里有了灾情，就免了哪个地方的税赋。
清理河道？挖渠打井？地方官府去想办法解决吧，朝廷已分不出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了，毕竟，别的地方也等着这些东西救命呢。
地方官府能有什么法子？他本就受了灾，为了安抚灾民已经用尽了全部力气，哪还能让饥肠辘辘的灾民去疏通河道，挖渠打井，怕不是嫌灾民太老实逼着他们做反民吧？
一条河，去年泛滥，今年泛滥，明年可能还会泛滥。河道，前年就那么於堵着，去年还那么於堵着，今年仍旧於堵着……一年如此，年年如此，灾赈了不少，而根本问题，完全没办法解决。
而眼下，“以工代赈”恰能解决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。
况且，徐知安又向工部尚书提议，先将新农具的使用者换成“以工代赈”的灾民们，数量这样大的农具，只靠工部及各地的零散铁器铺当然冶制不出来，那就由官府牵头，将各地守卫所弃置淘换下来的废旧兵器与百姓家的旧农具融了，用模具浇铸出一批新农具来。如此，人力有了，器物有了，灾粮可做工粮，三者俱全，则可做些实用之事了。
官府可以决定的策略，费些心思就能做好，再不好也比年年不变要好。
那靠百姓们自己预防遵守的办法该怎么办？这东西不能强制的，强制出了问题，就是官逼民反，是要掉脑袋的罪责，谁敢担下这个罪责？安抚灾民不容易，可使饥民生乱都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，所以，此事还得斟酌。
教化民众比治理民众要难的多。
难也得做。
这事，官府不好出面，那就请百姓们熟知且任赖的人来做。
每个地方都有几个有名望的读书人，有些人在朝为官，有些人在野为山人，让这些人写上几折关于防疫防灾防虫害的戏，交由各地戏班子传唱，不须几年，民众大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，正遇了事，也不至于慌头慌脑全无主意。
启民智与教化，不必全依托于书院，天下读书人才占了几成呢？多是浑浑噩噩的普通百姓，他们唯一能得到信息的方式，就是看戏。戏里说谁是好人，那么百姓们就认定谁是好人，戏里演说哪个是坏人，哪个在百姓口中，便会声名狼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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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，就依着记忆里的程序走，不适合的程序也要及时修改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么，时代不同，就不能完全照抄着来。
徐知安不时的提出疑惑，然后两人商议着最佳解决方法，再记录下来。
然后是旱灾的应对方案，最好的应对旱灾的方法当然是挖渠储水，或是打井，然这个，玲珑只能写下来却不知道朝廷会不会采用。然后就是种些耐旱的庄稼，最好将土豆推广开来，而且土豆不止耐旱，它还不怕蝗灾侵袭，还有别的根茎作物，多种植这些能在闹蝗时，保存住一部分粮食，不至颗粒无收。
但这个，也在短时间内实现不了，因为土豆大面积的推广种植还需要几年时间。
还有一个有效防止蝗虫成灾的办法是，将可能藏有蝗虫卵的地方，深耕细耙，破坏掉它的孵化环境。起蝗后，灭蝗的办法也多，但在这里，要么用火烧，要么，人为的捕捉消灭，要么，依靠鸟雀的捕捉消灭，再没别的更有效的办法了。
越写，玲珑的信心就越往下跌，因为无论哪一种办法，都得依赖于朝廷的支持与作为才有成效，只靠农民自己，他们怕是没办法做的。
一个是劳动力不足，一个是生产工具落后，还有，地方官府许是不会全力支持。这里涉及的统筹管理及输入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，种种环节制约下来，这些办法的完全可行性，很难预判出来。
不得已，玲珑将后来才现的“以工代赈”提了出来
写了好多条，两人逐条的进行辨证，修改又修改，最后被徐知安誊抄在折子上时，已是半夜。下午晚也没吃，当时正是要紧关头，两人都没心思吃饭，然后就忙到半夜。
肚子都饿的咕咕叫了。
屋里放了一碟子绿豆饼，两人就着冷茶吃了几口，又略略的擦洗了一下，迫不及待的爬上炕，头一歪就睡了。这一天，可累的够呛，感觉脑壳都木了。
……
徐知安的《赈灾策》一陈上去，大学士们就拍手叫好，然而到了内阁那里，却遇了难题，究其原因，还是实施的难度太大，过程又繁杂，若无个实干事的人做主持，这策略就施不下去，还有可能会将好事做成坏事。但完全不用的话，又觉甚为可惜，这样好的策略，若束之高阁，谁人忍心呢？
那怎么办？
挑捡着用。
当前最要紧的事是什么？往两个重灾地方运送赈灾粮，再怎么样，也不能让灾区饥民全都饿死不是？以前赈灾，就是给饥民一口饭吃，别让他们闹起民乱，余下的事，就无暇顾及了。因为，灾难年年都有，东边刚平西边又起，一出接着一出，朝廷也抽不出更多精力来了，只能选择一项最简单粗暴但有效的办法来——免税，赈粮。
江南地区年年有洪涝，广州福建又常闹海啸，关中汉中年年干旱，中原一带是一年涝一年旱间隔着来，京蓟辽地方在冬天又时常有雪灾，一茬接着一茬，整个朝廷被这些灾难弄的疲惫不已，没办法仔细着来，只能是哪里有了灾情，就免了哪个地方的税赋。
清理河道？挖渠打井？地方官府去想办法解决吧，朝廷已分不出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了，毕竟，别的地方也等着这些东西救命呢。
地方官府能有什么法子？他本就受了灾，为了安抚灾民已经用尽了全部力气，哪还能让饥肠辘辘的灾民去疏通河道，挖渠打井，怕不是嫌灾民太老实逼着他们做反民吧？
一条河，去年泛滥，今年泛滥，明年可能还会泛滥。河道，前年就那么於堵着，去年还那么於堵着，今年仍旧於堵着……一年如此，年年如此，灾赈了不少，而根本问题，完全没办法解决。
而眼下，“以工代赈”恰能解决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。
况且，徐知安又向工部尚书提议，先将新农具的使用者换成“以工代赈”的灾民们，数量这样大的农具，只靠工部及各地的零散铁器铺当然冶制不出来，那就由官府牵头，将各地守卫所弃置淘换下来的废旧兵器与百姓家的旧农具融了，用模具浇铸出一批新农具来。如此，人力有了，器物有了，灾粮可做工粮，三者俱全，则可做些实用之事了。
官府可以决定的策略，费些心思就能做好，再不好也比年年不变要好。
那靠百姓们自己预防遵守的办法该怎么办？这东西不能强制的，强制出了问题，就是官逼民反，是要掉脑袋的罪责，谁敢担下这个罪责？安抚灾民不容易，可使饥民生乱都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，所以，此事还得斟酌。
教化民众比治理民众要难的多。
难也得做。
这事，官府不好出面，那就请百姓们熟知且任赖的人来做。
每个地方都有几个有名望的读书人，有些人在朝为官，有些人在野为山人，让这些人写上几折关于防疫防灾防虫害的戏，交由各地戏班子传唱，不须几年，民众大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，正遇了事，也不至于慌头慌脑全无主意。
启民智与教化，不必全依托于书院，天下读书人才占了几成呢？多是浑浑噩噩的普通百姓，他们唯一能得到信息的方式，就是看戏。戏里说谁是好人，那么百姓们就认定谁是好人，戏里演说哪个是坏人，哪个在百姓口中，便会声名狼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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